近期央视播出的大型科普纪录片《农药》，在客观地反映农药真实面貌的同时，也引发了一场行业内外，甚至是全社会对农药功过是非的大讨论，特别是对于高毒农药的历史作用和管理方面，成为了持续的热点话题。

       比如从1848年作为土壤熏蒸剂开始出现的氯化苦，随着2017年新版《农药管理条例》的执行，也早已步上溴甲烷的后尘，即将迎来2022年前退出历史舞台的大限，成为了关注的焦点。但是，随着农药再评价制度的推进，氯化苦等相继进入再评价名单的禁限用农药品种，或许会迎来“缓期执行”的改判。

1  氯化苦是土壤消毒领域的“特长生”

       拥有2个世纪左右历史的氯化苦，在土壤中具有良好的扩散移动性，可在其周围15.0～30.0厘米的土壤中发挥作用，在砂质土壤中甚至可以扩散到周围1.2米的距离，之后经过最长4.5天的降解半衰期，通过几种假单胞杆菌的连续脱氯作用，陆续生成CH₂ClNO₂、CHCl₂NO₂和CH₃NO₂，最终形成二氧化碳、氯化物和硝酸盐的产物，不仅可作为植物的养分物质，而且可以作为土壤中微生物的营养来源。与此同时，氯化苦的“肥料效应”，可在短期内明显提高土壤中有效氮的含量，非常有利于植物对土壤中氮素的吸收和利用。

       特别是在1920年时，氯化苦被发现可有效防治番茄上未知的土传病害，并具有使作物增产显著的效果之后，便被广泛地应用于国内外的土壤熏蒸消毒领域。特别是溴甲烷在土壤熏蒸领域被限制使用后，氯化苦的使用量与使用面积逐年上升，成为目前熏蒸药剂的主要品种。

       随着氯化苦应用范围的增加，其有效防控土传真菌和细菌病害，以及对杂草和线虫的杀灭效果，日益被烟草、草莓、辣椒、生姜、韭菜、人参、三七等高附加值的作物种植者认可，尤其对于人参、三七、生姜、草莓种植户来说，更是防治土传病害不可或缺的产品。特别是不会让这些土传病害产生抗药性的特点，更是被从事溴甲烷替代技术研究多年的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曹坳程研究员誉为土壤消毒领域的“特长生”。他指出，虽然氯化苦的毒性很高，但却是一种环境友好型农药，我国将氯化苦的农药登记使用范围变更为土壤熏蒸，也正是因为氯化苦应用于土壤，具有残留少、不存在地下水污染的特性，而且有助于减少农药和化肥的使用，实现农药、化肥使用量零增长目标。

       而就是这样一个“特长生”，因具有强烈的催泪性及对人类呼吸系统的毒性，一直受到联合国国际公约的重点监控。目前全球仅有日、美、中、俄四国的4家公司拥有氯化苦的生产许可证。而拥有10,000吨产能的大连绿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大连绿峰”），是我国唯一一家生产企业。

2  有毒性但不一定有毒害的氯化苦，已经进入农药再评价程序

       早在2017年7月，农业部发布公告，确定溴甲烷于2019年全面禁用的同时，大连绿峰从50年代起开始独家生产的氯化苦，因为高毒的特性，“理所当然”地被列入了禁限用名单，并且明确了2022年前的农业应用大限。而2019年5月9日，由新华社全文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要求5年内分期分批淘汰现存的10种高毒农药。

       由此可见，氯化苦之所以被列为禁限用名单，主要与其高毒的属性有关。但是，“高毒并不一定等同于高风险和高危害”，大连绿峰董事长王彦祥表示，就如“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一样，只要规避好、管控好风险就好，并且不建议“一刀切”式地禁用和淘汰高毒农药。据了解，目前大连绿峰已经联合众多经销服务商，在各地区建立起了众多的专业化氯化苦土壤消毒操作队，确保安全合规的操作流程与效果。

       与此同时，大连绿峰营销副总经理程立表示，目前社会对高毒农药的认识中普遍存在一定的误区。比如，可能很少有人知道，“一些降压药的毒性远高于氯化苦”。而且，据程立介绍，目前大连绿峰的氯化苦年产4,500吨左右，除了其中出口日本1,000多吨外，基本都应用于国内土壤消毒领域；其次，在粮食熏蒸、医药中间体、草原灭鼠及溴甲烷等产品警示剂等方面，也有着广泛的应用。

       目前，已在限用名单上的氯化苦，已经进入了由中国农药工业协会和沈阳农业大学相关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开展的农药再评价程序，专家组运用最新的科学评价技术和方法，对氯化苦的有效性、安全性和经济性等方面进行系统地重新评价，争取在满足不断发展的社会经济与各项安全标准需要的同时，加强对氯化苦的严格管理。

       而为了配合氯化苦的再评价工作，大连绿峰正通过整理氯化苦相关的国内外发展历程和数据报告，正确解释毒性与效果和毒害的关系，明确氯化苦的应用前景和趋势，展现大连绿峰在安全环保方面负责任的形象，并与广大经销商和应用氯化苦消毒的种植大户一起，推进专业化的土壤消毒服务，持续加大技术推广和宣传力度。同时，适时寻求与相关行业公司重组的可能性，争取最大可能地确保氯化苦通过再评价的流程，继续为社会提供应有的服务。

       曹坳程等行业相关专家表示，氯化苦是我国高毒农药管理的成功典范的同时，强调高毒农药的淘汰不能“一刀切”，要遵循有序性的原则，找到药效相似的替代品，强行采取高毒农药淘汰制度或将加剧农户无药可用的严峻局面。如今，不论是东北的人参，还是山东的大姜，包括云南的花卉和三七等经济作物，专业化的种植和集约化的农业生产水平越来越高，随之而来的是重茬种植导致的病虫害等问题，这些问题只有通过土壤消毒才能解决。而在溴甲烷禁用、氯化苦面临退出的情况下，农民今后想要选择同等效果的土壤消毒剂会越发困难，特别是投入巨资建起的设施园艺农业，对重茬问题的应对就会显得更加无助。

       也正因此，曹坳程研究员不断呼吁，评价农药的好坏不能用毒性作为标准，而应用“危害性”来衡量。如对于氯化苦，可通过逐步建立完善的社会服务体系，由服务人员直接施用到田间，缩减流通环节，实现从运输、使用和储存的全程监控，或许可以探索出既能发挥其优势又可加强科学使用方式的高毒农药管理方法。

       或许，通过氯化苦的农药再评价程序，在加强安全管理和提升应用技术的情况下，能让土壤消毒领域的这款高效工具近2个世纪的生命延续下去，从而持续高效解决连作障碍，保障食品与粮食安全，不断提升农业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