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药功不可没:1960年以来全球植保工业发展历程
发布日期:2021-04-07 作者:江苏省农药协会 农药资讯网 柏亚罗 编译

 

特别致谢中国中化集团公司资深高级专家、农药(沈阳)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刘长令教授对本文的指导和审阅!

 

       目前,全球领先的农药公司每年投入30多亿美元用于新产品研发。根据Phillips McDougall AgriService公司的统计,在过去50年里,全球主要研发型公司的总体研发投入一直保持较高水平,占这些公司年销售额的7%~10%。基于此,这些公司才得以持续开发和提升产品的药效和安全性能,以满足不断严苛的管理要求,并为农民提供有效的防控措施,以便生产出营养、安全、价格合理的农产品。

       1962年,雷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一书出版,成为植保工业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该书强调,必须提升农药产品的安全和环境性能。其公众和政治影响推动了美国环保署(EPA)的建立,其中的一些观点影响至今。

       本报告比较了20世纪60年代与目前的农药相关情况,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产品的多样性:上市产品的数量及产品类型;

       (2)产品的防效:比较每公顷的用药量;

       (3)创制产品数量:每年(或每10年)上市的新产品数量;

       (4)管理的成本及要求;

       (5)产品安全和环境方面的信息;

       (6)产品收益。

       该研究是受植保(国际)协会(CropLife International)委托,Phillips McDougall公司承担,由植保和种子行业的分析家完成。报告中的数据主要来源于:Phillips McDougall公司的产品档案、农药手册(The Pesticide Manual)、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和美国农业部(USDA)的资料库等。

       此分析中并未包括已经停用的产品,如七氯(heptachlor)、滴滴涕(DDT)等有机氯类杀虫剂等。其中的许多产品因为已经退市多年,有关其销售额和销售量等完整的历史资料已无法得到。而那些用药量大且对环境不友好的农药产品的加入,或将支持本研究的结论。

1  植保工业的市场规模及产品多样性

       早在1960年,全球植保工业的市值不足100亿美元,销售的有效成分约100个。如今,植保工业的市值超过500亿美元,全球销售的有效成分约600个。

图1  20世纪50年代以来全球销售的有效成分数量

(来源:Phillips McDougall数据库)

       1960年,全球上市的农药涵盖15个化学类型;如今,上市产品源于40多个不同的化学类别。新化学类型的产生常常伴随着新作用机理的发现,从而有利于解决病虫草害对现有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等的抗性问题。

       与其他领域相比,植保工业持续高水平研发投入。根据Phillips McDougall AgriService公司统计,过去50年里,世界主要公司投入了其年销售额的7%~10%用于研发。尽管如此,近年来,全球农药市场新产品登记速度下降,植保工业创制并上市的新产品处于低位水平;当然,同时也有一些其他领域的研发,如综合作物解决方案、应用技术、精准农业等。

图2  20世纪50年代以来每10年上市的新有效成分数量

(来源:Phillips McDougall数据库)

       为了满足新的农药管理及安全政策等的严苛要求,许多产品或被禁用、或未能取得再登记等,从而被迫退出农药市场。如美国环保署(EPA)列出了一份涉及60多个有效成分的禁用名单。从表1可见,1968年美国主要作物上使用的前十大产品,已经有6个产品被禁用。

表1  1968、2016年美国主要作物上使用的前十大产品比较

1968年前十大产品

2016年前十大产品

莠去津(atrazine)

草甘膦(glyphosate)

毒杀芬(toxaphene;禁用)

异丙甲草胺(metolachlor)

滴滴涕(DDT;禁用*)

吡唑醚菌酯(pyraclostrobin)

2,4-滴(2,4-D)

硝磺草酮(mesotrione)

甲基对硫磷(methyl parathion;禁用)

噻虫嗪(thiamethoxam)

艾氏剂(aldrin;禁用)

乙草胺(acetochlor)

氟乐灵(trifluralin)

嘧菌酯(azoxystrobin)

毒草胺(propachlor)

莠去津(atrazine)

地乐酚(dinoseb;禁用)

阿维菌素(abamectin)

草灭畏(chloramben;禁用)

噻虫胺(clothianidin)

来源:Fernandez-Cornejo et al、Phillips McDougall。

注:* DDT作为农业和卫生用农药被禁用,但在一些国家仍被允许用于病媒控制,因为这些国家尚无安全、有效、价格合理的替代品上市。

       在欧盟,修订后的农药管理制度对登记资料要求更加严格,如引入了hazard cut-off criteria(危害截止标准),风险评估中应用复杂的技术指导程序等,从而导致欧盟登记的新有效成分更少,许多已上市产品不能满足新的标准要求。

       根据欧盟新的管理政策,欧盟的再登记过程已经导致一半以上的农药有效成分退市,在1991年前登记的499个现有有效成分中,293个产品已遭淘汰出局。

 

图3  欧盟再登记对有效成分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20年里,每年上市的用于传统作物保护的新有效成分数量下降,而市场上生物产品的数量快速增加。

       另外,当植保工业显著提升新产品药效和安全性能的同时,一些低收入国家的管理体系对有关新产品的资料保护不足,损害了研发公司对植保工业的投入。这不仅不利于创新,有时甚至使农民无法使用新技术。

2  生物农药快速发展

       据Phillips McDougall公司分析,在全球农药市场,除了600多个合成的植保有效成分外,另有约300个生物农药有效成分和生物体。这些生物农药包括:天然源物质、发酵产品、微生物、信息素、捕食性的昆虫和螨、真菌、线虫等。

       近年来,无论是大型研发公司,还是非专利产品生产商,或是许多小公司、新兴公司,它们都对生物农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主要受到多方面因素驱动,如生物农药所面临的管理要求较少,有害生物综合管理(IPM)方案增加,农民需要更加多样性的措施来应对病虫草害等。在IPM体系中,生物农药和化学农药常常一起使用。

       1960年以来,生物农药的上市速度显著提升(如图4)。在1960—1990年间,全球平均每年上市3个新生物农药;而在1990—2016年间,平均每年上市11个新生物农药。

       在过去20年里,新生物农药的上市速度往往超过传统产品的上市速度,而且这一趋势有望延续下去。

       从专利情况来看,2017年生物农药的专利首次超过了传统植保产品,分别为173件和117件。

图4  生物农药和传统植保产品(CP)每年新上市产品数量

(来源:Phillips McDougall数据库和分析)

       生物农药的市场增长也已超过传统植保产品,1993—2016年,生物农药的市场增长了29倍(2900%)。

表2  生物农药市场增长及占植保市场的份额

时间(年)

生物农药销售额(亿美元)

植保市场总销售额(亿美元)

生物农药所占份额(%)

1993

1.00

243.07

0.4

1999

2.50

292.27

0.9

2005

5.00

328.14

1.5

2009

10.00

401.47

2.5

2012

15.00

526.17

2.9

2014

20.00

599.30

3.3

2016

30.00

535.82

5.6

来源:Phillips McDougall/Dunham Trimmer。

       尽管生物农药发展潜力较大,尤其最近增长迅速,但其在植保产品总市场中所占份额较小,尚不足10%。据Phillips McDougall公司估计,一个生物农药在成熟期的平均年销售额约为1,000万美元,而一个传统植保产品成熟期的平均年销售额约为7,500万美元。生物农药为了实现持续增长,它们必须在未来的几年里、在大规模的基础上证明其防效。

3  产品药效显著提升

       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植保产品上的重大投入持续提升了产品药效。随着产品的迭代升级,其每公顷的用药量大幅下降,农民只需使用少量的农药就可以取得同样的效果。

       20世纪50年代,杀菌剂、杀虫剂、除草剂平均有效成分用药量分别为1,200、1,700、2,400 g/hm2;时至21世纪前10年,平均有效成分用药量分别降至100、40、75 g/hm2。由于技术进步,如今农药有效成分用药量比20世纪50年代约降95%。

图5  20世纪50年代以来农药平均有效成分用药量的变化情况

表3  不同历史时期主要类型杀菌剂的平均用药量

 

二硫代氨基甲酸酯类

吗啉类

三唑类

甲氧基丙烯酸酯类

SDHI类

上市时间(年)

1943—1967

1968—2003

1976—2002

1996—2007

21世纪前10年

平均用药量(g/hm2)

2,500

590

140

490

100

注:SDHI—琥珀酸脱氢酶抑制剂。来源:Phillips McDougall分析。

表4  不同历史时期主要类型杀虫剂的平均用药量

 

有机磷类

有机氯类

氨基甲酸酯类

拟除虫菊酯类

新烟碱类

双酰胺类

上市时间(年)

20世纪40年代

1950—1958

20世纪50年代

20世纪70年代

20世纪90年代

21世纪前10年

平均用药量(g/hm2)

1,500

1,100

2,500

250

100

35~50

来源:Phillips McDougall分析。

表5  不同历史时期主要类型除草剂的平均用药量

 

苯氧乙酸类

脲类

三嗪类

百草枯

乙酰胺类

二硝基苯胺类

草甘膦

HPPD抑制剂类

磺酰脲类

上市时间(年)

1945—1988

1951—1978

1956—2002

1960

1960—2006

1964—1977

1972

1979—2008

1982—2005

平均用药量(g/hm2)

950

2,750

2,000

500

2,250

1,500

1,500

270

50~100

注:HPPD—对羟基苯基丙酮酸双氧化酶。来源:Phillips McDougall分析。

4  管理成本和要求不断提高

       农药产品必须遵守相关的管理政策,农药管理要求更加严格,这对老产品再登记以及新产品上市都造成了影响。

       20世纪60年代,农药产品的开发重点关注通过提高对病虫草害的防效来实现作物产量的最大化。但随着农药登记法规要求不断提升,药效仅成为众多考量因素之一。人们更加重视农业生产中农药对人类和环境的风险管控,相关领域的监管也接踵而至。

       农药管理更加复杂,需要大量的研究资料来证明有效成分和终端产品的危害和风险。通常,登记一个新有效成分要完成150多项研究;绝大多数老的有效成分需要借助新的研究持续更新登记资料,尤其要满足欧盟、美国和其他OECD成员国的相关要求。其他国家也已升级管理要求,像巴西、中国、印度等。另外,出口的农产品必须满足进口国家有关农产品中残留安全性指标要求等。

       农药现已成为接受管理最多的物质之一,通常需要比绝大多数化学品提供更多的材料,甚至多于日常使用的卫生用药和个人护理产品。相关机构必须通过研究来评估农药对环境和健康的潜在影响。

       基于此,新农药登记成本不断攀升。在1995—2014年间,开发一个新有效成分的登记相关费用[包括毒理学、环境化学和登记本身(如登记材料汇编等)]翻了一番多,约达1.00亿美元,约占新产品开发成本的34%。

图6  一个新农药有效成分的发现和开发费用

(来源:Phillips McDougall,2016年)

       1995—2015年间,开发和上市一个新产品所耗用的时间从8.3年增加到11.3年(表6)。

表6  开发和上市一个新产品所需要的时间

 

1995年

2000年

2005—2008年

2010—2015年

从新产品的首次合成至首次销售所需的时间(年)

8.3

9.1

9.8

11.3

来源:Phillips McDougall,2016年。

    在许多OECD国家,农药产品再登记时需要进行周期性评价,以确保产品登记资料符合最新的科学知识,满足最新的管理要求。低收入国家往往还不具备评估产品的管理能力,它们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评估结果,来指导其产品登记决定。

5  基于危害和风险的管理

       关于农药管理,大多数管理机构采取风险评估的方法,从而平衡现行科学与政治、文化、经济优先的关系。风险评估的科学通常包括:危害识别,暴露检测和建模,通过数学计算确定潜在的危害影响等。

       欧盟一直致力于评价产品的潜在危害(hazard),而不是对伤害(harm)进行真实分析。2009年,欧盟新农药管理条例(1107/2009)颁布,推动了“cut-off criteria(危害截止标准)”的施行。借助一些危害标准或特性,如通过实验室试验得出的环境持久性或毒性等,进一步考虑这些产品是否可用于农业生产,而不是考虑农药使用的真实风险。

       而美国环保署(EPA)则认为,不管一个物质可能具有的危害性如何,其伤害的可能性与直接暴露或被接触有关,在排除任何一个新产品之前,必须权衡可能的利益。基于此,一个高毒物质只有充分的暴露或被接触、且持续不断的情况下,才会对人类健康和环境引起伤害。言外之意,即使高毒的化学物质,在暴露可控的条件下,既可以起到作用,也不会对人类健康和环境造成伤害。

       这些差异化的管理方法致使农民选用不同的防控措施,进而影响生产效率、收益,以及最有效防控有害生物的能力等。如在欧盟,研究发现,限用新烟碱类杀虫剂,导致油菜减产91.2万吨,油菜业损失3.50亿欧元;然而,EPA分析认为,只要采取有效的减风险措施,新烟碱类杀虫剂仍可安全使用,因此该类产品仍是美国农民的防控工具。

6  对健康、安全和环境影响的测定

       为了使植保产品成功商业化,这些产品必须满足管理要求,并得到许可。研发公司首先必须证明该植保产品可以安全处理和使用,且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风险最小。

       如前文所述,由于安全要求及社会期望值的提高,目前进入市场的产品,已经显著提高对人类和环境安全性的管理标准。

       研发公司在产品开发的初期就会筛选大量的化合物,尽早淘汰任何可能对环境产生不可接受毒性或持久性的产品。尽管目前可以借助先进的科学技术,但成功上市一个新农药需要筛选的化合物数量明显增加,从1995年的5.2万个增至目前的16万个。

6.1  毒性

       世界卫生组织(WHO)将农药分成4个主要安全类别,分别为:

       1级:极高(1a)和高度(1b)危害;

       2级:中等危害;

       3级:轻度危害;

       U级:没有危害。

       毒性分级是基于物质的急性毒性数据LD50值,这是决定产品安全性的必要参考。LD50值越高,对人类的急性安全性越高。目前,农药有效成分的平均LD50值约为3,500 mg/kg,而20世纪60年代农药有效成分的平均LD50值约为2,500 mg/kg。也即,急性毒性下降了40%。正因为LD50值的提高,目前列入WHO毒性1级和2级的新有效成分数量下降(如图7)。

图7  每10年上市的列入不同毒性级别的有效成分数量

(来源:Phillips McDougall对《农药手册》中600个有效成分的数据分析)

       LD50值在提高,同时农药的用药量在下降,这“一增一降”传递了一个积极的信号,也就是说,植保工业不仅能提高产品药效,同时能降低产品的急性毒性。

       另一个积极的案例是来自Fernandez-Cornejo等完成的一项研究(图8),研究表明,根据美国饮用水标准,1968—2008年间,美国的农药毒性持续下降。作者指出:“新的更好的农药有效成分(防效更高,对人类健康和环境伤害更低)不断上市,而其他有效成分或被禁止、或由生产商自愿放弃。”

6.2  土壤残留

       植保产品对土壤的影响是另一个重要考量因素。

       植保产品通常拥有一定残留时间,从而保证有足够的时间有效防控靶标有害生物,并避免植保产品的多次使用,重要的是,这些植保产品最终要在土壤中降解成无害的分解产物。

       植保产品既要有效防控有害生物,又要其残留对环境的危害最小。这就要求植保工业必须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

       DT50值是土壤残留的一个参考指标,它是指降解一半产品所需的时间。DT50值越高,残留时间越长。对DT50值的分析表明,20世纪80年代上市的产品残留时间最长为72天;21世纪前10年,随着创新技术的发展,上市产品的残留时间降为平均53天。

       图8采用了Fernandez-Cornejo开发的指数,显示了在美国上市农药的残留资料。研究表明,在1968年至20世纪70年代后期,农药残留下降;其后至20世纪90年代后期,残留逐渐增加;在直至2008年的接下来的时间里,产品的残留显著降低。

       这些有利于产品发展的趋势是在管理政策的推动下形成的,在过去60年里,农药管理政策得到了显著发展,评估农药残留成为管理内容之一。在环境风险评估的背景下,为了评估潜在的残留风险,现有的试验和评估方法持续改进。

       例如,少量的施用农药可能会残留到下一个生长季,通过复杂的环境风险评估,测定经土壤转移或地表水冲刷后,这些农药的残留水平是否会影响环境。

 

图8  1968—2008年用于美国4种主要作物的农药平均质量特征

[来源:Fernandez-Cornejo et al(2014年)。注:Rate是指每英亩农药有效成分的用量(单位:磅)乘以每年的用药次数;Toxicity指数是指水质量阈值(以ppb为单位的测量浓度)的倒数,充当饮用水对人类的环境风险指标;Persistence指标是指半衰期小于60天的农药所占的份额]

7  农药对植保和食品安全的贡献

       农民使用农药,有助于提高作物产量和收益,从而有助于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也避免将维持生物多样性的土地用于农业生产。图9表明,所有作物的单位产量逐步提高,从1960年的每公顷不足4吨增至目前的6吨有余,约增60%。这一增长有助于提高作物的总产量,从而在不能大幅增加耕地面积的情况下,满足人口不断增长的需要。

 

图9  1960—2016年全球人口、作物总产量、作物面积和作物单产的增长趋势

(来源:FAO统计和Phillips McDougall分析)

       从1960年至2016年,全球作物总产量增加了2倍多(表7),其中,绝大多数贡献来自于作物单产的增加,而不是耕地面积的扩大。

表7  1960—2016年全球作物总产量和单位产量的增长情况

 

1960年

2016年

产量比(2016/1960)

总产量(亿吨)

25.88

89.23

3.4

玉米单产(吨/公顷)

2.0

5.8

2.9

小麦单产(吨/公顷)

1.1

3.4

3.1

水稻单产(吨/公顷)

1.9

4.5

2.4

来源:FAO统计、USDA PS&D资料。

       植保产品是三大主要农资投入品(植保产品、化肥、种子)之一,但植保产品在保障农业产量上担纲着重要角色。FAO/OECD报告指出,如果没有植物保护(包括农药),那么作物产量损失可达50%~80%。

       图10进一步证明了植保产品在保障作物产量方面所发挥的价值。为了提高作物产量,与农药相关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如剂型的优化、合适的农药用量、生物活性的提高、防治谱的扩大等。

图10  是否使用植保产品(CP)情况下的作物产量比较

(来源:Oerke, 2006年)

       在1960—2018年间,这些产量收益一直是养活不断增长的全球人口、满足增长的人均卡路里消耗量的重要因素(表8)。

表8  1960—2018年全球人口及人均卡路里消耗量增长情况

 

1960年

2018年

人口(亿)

31

76

人均卡路里消耗量(卡/人·天)

2,196

~2,900

来源:FAO Food Balance Sheets。

       图11表明,在1980—2000年间,全球农药有效成分用药量基本持平,农民并非通过增加用药量来满足全球对产量增加的需求。2008年以来,农药使用量增加,因为越来越多的农民需要更广泛的植保工具来保护作物。1980年以来,每吨有效成分所对应的粮食产量增加了10%以上,从1980年的2,826吨增至2016年的3,145吨(来源:FAO粮食生产数据);与此同时,生产每吨粮食所需的有效成分用药量呈下降态势。

 

图11  1980—2016年全球植保产品用药量(吨,折百)

(来源:Phillips McDougall, 2017年)

       农药用量的增加基于多方面因素:

       (1)免耕农业快速发展。所谓免耕,是指在前茬作物收割后直接种植新茬作物,无需耕翻土地。免耕农业的发展有助于除草剂的使用。

       (2)在新兴经济体,农业高效发展,投入更多。2008年以来,中国生产的植保产品增长了10%,印度增长8%,拉美增长6%。

       (3)2007—2008年的粮食危机,使全球粮价陡升,导致粮食不安全,从而更加重视粮食生产。

       (4)因为气候变化,农民遭遇新的有害生物防治难题,从而需要新的解决方案来保护作物。根据2014年的一项研究,在全球约一半的寄主作物种植国中,发现了超过1/10的有害生物类型。如果以目前的速度传播,科学家担心,在今后的30年里,全球绝大多数作物生产国将受到有害生物的侵害。2018年的一项研究估计,若全球地面温度升高2℃,因虫害导致的作物产量损失分别为:玉米31%,水稻19%,小麦46%。

8  可持续农业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估计,2050年前,农民必须大幅增加粮食产量,以满足届时全球90多亿人口的需要;同时要应对气候变化,保护有限的自然资源。

       农药是农民用于农业可持续耕作的必备措施,从而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需要,并保护环境。

8.1  有害生物综合治理

       在农业可持续发展中,有害生物综合治理(IPM)是最有效、最全面的方法,这已达成全球性共识。IPM着重于利用生态原理避免问题产生;综合利用耕作习惯、物理、生物、化学等措施防控病虫草害,实现低成本、环境友好、社会可接受。其中也包括作物保护产品和植物生物技术产品的使用。

       FAO关于IPM的定义指出,农药必须在经济合理的前提下、在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风险最小化的情况下使用。IPM也是欧委会关于农药可持续使用的基础,它将IPM定义为,采取最小可能的农业生态系统干预,保持作物的健康生长,启动自身应对有害生物防控机制,只有在必要的情况下,才使用农药。

8.2  免耕/水土保持耕作

       在可持续农业生产中担纲重要角色的另一主要技术为免耕,即在前茬作物收割后直接种植新作物,无需翻耕,其本质是使用除草剂防除杂草。免耕技术的好处体现在多个方面:

       (1)避免耕翻土壤。耕地费时、费力、消耗能量;而且破坏土壤结构,增加土壤被侵蚀的机会;

       (2)保持土壤湿度;

       (3)降低水分流失;

       (4)相对于常规耕作方式,免耕可以保护土壤的生物多样性;

       (5)通过避免能量使用以及避免对封存在土壤中的温室气体(GHG)的干扰,降低温室气体排放;

       (6)可以使更多休闲地用于农业生产,因为没有休耕的需求。

       广泛采用免耕技术的国家主要包括:美国、加拿大、巴西、阿根廷、澳大利亚,这些国家的免耕面积占全球免耕面积的90%以上(表9)。其后,采用免耕技术最多的国家为中国,根据FAO的数据,在2011—2013年间,中国的免耕面积翻了一番多。

表9  全球采用免耕技术的领先国家及免耕面积

国家

免耕面积(百万公顷)

FAO资料可以查到的最近时间(年)

美国

35.6

2009

巴西

31.8

2012

阿根廷

29.2

2013

加拿大

18.3

2013

澳大利亚

17.7

2014

中国

6.7

2013

资料来源:FAO。

8.3  生物多样性的好处

       可以部分归功于植保产品的另一主要环境效益是,避免森林开伐,维护生物多样性。

       通常的假设是,高产农业的替代对环境更有利。然而,发表在《Nature Sustainability》上的一项研究发现,许多高产实践具有积极作用,降低了温室气体排放、水使用、土壤流失、氮磷水平等。需要补充的是,这些好处只有更高产量来自未开垦土地才奏效。

       其他生物学家,尤其是哈佛大学的Edwar O. Wilson,他们认为,为了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地球上约一半的面积必须留给自然。减少粮食损失、浪费、过度消费以及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成为养活地球人口的重要元素。

       根据1975—2017年FAO的生产统计数据,如果没有植保产品及其他农业投入品对提高作物产量的积极作用,那么超过3.70亿公顷土地(相当于60%的亚马逊雨林)必须用于农业生产。

9  结论

       本报告表明:20世纪60年代以来,植保产品的性能和益处得到大幅提升。

       植保产品的数量和种类显著增加,为农民提供了更多广泛而有效的病虫草害防控工具。近年来,生物农药的开发速度明显加快。

       植保产品的投入为增加粮食产量作出了重要贡献,从而更好地满足全球不断增长的人口对粮食增加的需求。对粮食需求的增加,大多依靠提高单产来满足,而不是将新的、生物多样性土地投入农业生产。

       同时,植保产品更加高效,从而使每公顷面积上有效成分的用药量下降了95%。而且,目前上市的植保产品急性毒性更低,因为生产商在研发的早期阶段就已经淘汰有问题的产品。

       的确,20世纪60年代以来,为了确保对环境和人类的安全,管理机构对农药的监管更加严苛;1995—2014年间,农药的相关管理费用翻了一番。目前,全球许多国家的相关管理机构对农药产品进行周期性评价,通过使用最新的科学知识更新登记资料,以满足最新的管理要求,从而确保对人类和环境安全。

       在1980—2008年间,全球农药有效成分用药量虽有起伏,但总体持平。然而2008年后,农药用量有所增加,这主要由于:免耕农业的发展;亚洲和拉美市场的快速增长;农产品价格提高;气候变化导致有害生物的危害加重,从而增加了对农药的需求等。尽管农药总的用量增加,但1980年以来,每吨农药有效成分用量所对应的粮食产量增加了10%以上。

       为了满足全球人口对粮食的需求,同时又要保护环境,并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农民需要以有害生物综合治理为核心的可持续解决方案。当然,其他农业技术也很重要,如免耕农业,可以降低土壤流失,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等。

       综上,植保产品在可持续养活世界人口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我们还需要做得更多更好。植保工业必须持续投入创新,管理环境必须对新产品有所包容,从而使植保产品既要满足农民的需求,又要迎合社会的期盼。

 

(资料来源:FAO网站;Evolution of the Crop Protection Industry since 1960. Phillips McDoug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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